一栋没有窗的堡垒
MIT 建筑与规划学院搬进了一座 1894 年开建、砖墙厚 60 厘米、原本用来存放私人杂物的仓库。
这座楼叫大都会储物仓库(Metropolitan Storage Warehouse),1894 年分期动工,到 1923 年成了如今的样子:五层高,砖墙厚约 60 厘米,里面隔出 1,500 个储物间租给人放东西。侧墙上刷着一行大字,「Metropolitan Storage Warehouse Fire Proof」(防火),隔着河从波士顿就能看见。
它像一座堡垒。整整一个世纪,它对外的开口只有一道道窄缝。
盯上它的是 MIT 建筑与规划学院(SA+P)院长 Hashim Sarkis。学院缺空间、缺设施,而从老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,街对面就立着一栋空了的、飞机库那么大的楼:能放下更大的工作室、更多工位、一个礼堂和几个展厅。
MIT 靠的就是「我们都是连着的」这个想法。
9 月 8 日,学院举行了列队搬入仪式。从想法到搬进去,中间隔着几百个设计决定。
切成五个街区
这栋楼 152 米长,太长了,建筑师干脆把它当五栋楼处理,每一段里吊起一组两层通高的工作室。
Elizabeth Diller 是接下改造的建筑事务所 Diller Scofidio + Renfro(DS+R)的创始合伙人。她说,有些判断一开始就很清楚。
这里是五栋基本上一栋接一栋盖起来的楼,连成 500 英尺长。那太大了,所以我们怎么把它拆成几个街区?
这栋楼原本就是分五段、分年头盖起来的,这件旧事成了改造的关键。他们的答案是:一段一组工作室。五段楼,五组工作室,每一组都两层通高、中间一根柱子也没有。柱子一多,大空间就被切碎;没有柱子,整片地方才能由着人怎么用。
不许有柱子,楼板就得从别处借力。它们被吊在屋顶的桁架(屋顶里那层三角形钢架)上,重量再顺着老结构落回地面。
要用这些空间的机构之一是 MIT Morningside 设计学院,它由陈氏家族的慈善机构 Morningside 基金会捐资 1 亿美元设立,这笔钱里也包含对仓库改造的支持。Sarkis 要的是空间把两件事合并:
在这五个空间里,我们把「做」和「研究」放到了一起。工作室和实验室会变成同一个东西。
在砖墙上开刀
一个世纪里这栋楼只有窄窗缝,采光的办法是把北侧整段砖墙拆掉,换成玻璃。
DS+R 的办法是做减法。沿着北侧那条紧挨铁轨的长边,对准每一组工作室的位置,整段砖立面(楼朝外的那面墙)被拆走,换成玻璃。光从被拆掉的地方灌进来,屋里的人抬头就是剑桥的街景。
Diller 的参照是艺术家 Gordon Matta-Clark。1970 年代,他在纽约的房子上直接切出巨大的开口。
这个过程像是从这栋楼密实的体量里做提取,切出开敞、有光的空间,把所有部分连起来。
她也划清了界限:Matta-Clark 切楼是政治和社会批判,「我们是用减法来建造,腾出新的用途,也把这栋楼的解剖结构露出来」。
这么大的口子不能在图纸上想当然。MIT 和 DS+R、协作建筑师 Leers Weinzapfel Associates、施工方 Shawmut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一起,直接在这栋楼里试切楼板、试排窗洞。从 2018 年就跟着这个项目的 MIT 校园建设高级项目经理 Nicole Bernabei 说,这种上手的办法让设计概念在真实施工里被验证过一遍。
切开之后露出来的老结构断面,他们决定不封回去,就留在墙上。
这栋楼本身变成了一件教具,一个活的实验室,学生、教师和访客能在里面看到严谨的设计思考怎样变成建成的现实。
北边大,南边小
玻璃只能开在北面:剑桥历史委员会要求朝波士顿的南立面基本不动,于是所有大空间都往北漂。
大玻璃全在北侧,还有一个不是光的理由。剑桥历史委员会要求 MIT 保住这栋楼的南面和东面,尤其是那道历史上从波士顿望得见的南立面。Diller 的说法是,北面换成大玻璃不会改变这栋楼的性格,换在南面就会。
于是平面跟着约束走:大工作室往北漂,办公室、研讨室这类小房间排在南边。Benjamin Gilmartin 是 DS+R 的另一位合伙人,他说老仓库原有的柱网本来就适合切成一连串小房间,让它们紧挨着新插进来的大空间,互相对话。
南边的小房间也得要光。DS+R、MIT 和历史委员会最后谈出一种「交叉窗」:方框窗有时和南墙上原有的小开口交叠在一起,新窗的钢框替掉被拆走的实砖,接住砖石窗台的重量,窗的高度也刚好够人往外看。MIT 高级校园规划师 Morgan Pinney 说,这种新旧相遇既满足了委员会「尽量少动」的要求,又在南立面上做出一种意外的、俏皮的效果。
还有一个没人反对的理由。MIT Morningside 设计学院院长 John Ochsendorf 指出,一年里大部分时候太阳都在南边,南墙如果装上大玻璃,屋里会变成温室。保护老立面和避免暴晒,在这里刚好指向同一个答案。
Sarkis 用学院的逻辑总结这套平面:「这栋楼的逻辑是,做东西的地方在中间。这是 MIT。工作室里有制作和研究,研讨室和办公室围在四周。」学院的校训是 mens et manus,心与手。
每层一条无限长廊
MIT 主楼有一条六分之一英里长的室内走廊,Sarkis 要求新楼也有,结果每一层都得到了自己的一条。
MIT 主楼群里有一条著名的「无限长廊」,六分之一英里(约 270 米)的室内步道,把一堆楼串在一起。Sarkis 希望新楼延长这个概念:走廊要一眼望得到头,而且哪儿都能走进去。
Diller 懂怎么让人走起来。纽约的 High Line 就是她的作品,一段废弃高架铁路被改成了挤满人的公园。她要的是楼里的人「共用一套流线」。
于是每一层都有自己的一条「无限」走廊。有些走廊能俯瞰下一层的工作室,再往外是城市,那正是 High Line 的气氛。这条脊不在楼的正中间,它偏向一侧,正是这个偏心腾出了北侧大工作室的位置。Ochsendorf 说,这才让大工作室成立。
楼梯是另一手。Gilmartin 不要一层一层各过各的,大楼梯直接穿过走廊,把各层扎在一起,制造「撞见人、交换几句」的机会。他第一版楼梯画得更像刀锋、形式感更强,MIT 要求收敛,他就把它做到「几乎不能再简单」。Diller 说,中央那道楼梯有点仪式性:看人,也被人看。
顺手改掉的旧习惯
SA+P 以前散在 7 号楼和 9 号楼的小房间里,搬进大而可见的工作室,改的不只是地址。
搬家之前,SA+P 挤在 MIT 7 号楼和 9 号楼,一堆彼此隔开的小房间。很多同行学校是另一套做法:所有学生放在一个大厅里做设计。MIT 一直不是,它的空间小、专门、各管一摊。
新楼把设计区做大了,也做得更显眼。Gilmartin 说他们想给学院留余地:
我们想给这所学校调整和改变它的能力,在 MIT 过去的文化和一种新文化之间找平衡,那种让想法互相授粉、能做大尺度实验的空间。
但小房间没有被取消。楼里仍有大量位置让小群体聚起来,既对着大空间、看得见,也能退回去安静干活。这是一次留了余地的文化改造:大空间摆在那里,不强迫所有人都进去。
Diller 关心的是另一层:
当代建筑常常太干净、太像诊所,你觉得什么都不能碰,不像家。我们想让学生在这里放得开,一个感觉像家的地方。
拆比改还贵
这栋楼真正的主张是:未来不可能每一代人都推倒重建,何况墙这么厚的楼,拆掉比改造还贵。
美国最有名的几所大学,建筑学院多半住在现代主义或战后粗野主义的楼里,大量混凝土,少有曲线。Gilmartin 说,那些楼出自一种「新之震撼」的传统,材料和形象都带着挑衅,在它们的年代确实令人兴奋。
他的立论更直接:
我们未来的现实是,不可能每一代人都把东西全拆掉重建。
Diller 给了一个更冷的理由:当一栋楼这么厚、这么重、这么杵在那里,拆掉它有时比想办法重新用它更贵。她还说,正因为搬进来的是建筑学院,学生该亲身理解什么叫适应性再利用(不推倒重来,而是改掉老楼的用途、换掉它的内脏,让它继续用下去)。地球的资源有限,把老楼泡在福尔马林里保存,或者干脆拆掉、连城市的性格一起抹掉,都不是好选择。DS+R 干过同类的活:伦敦 2012 年奥运会的媒体中心,被他们改成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开放式库房。
这个表态值得认真看:一所走在最前面的建筑学院,用自己的校舍押注改造而不是新建。但它成立有几个前提:这栋楼的结构富余到经得起大切大挖,历史委员会的限制反而逼出了更好的方案,而且钱到位了(除 Morningside 基金会,Sidara 的 Maha 和 Talal Shair 夫妇也捐了这栋楼的礼堂和展廊)。原文没给改造的总造价和工期。换一栋楼、换一笔预算,这个结论不一定还成立。